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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传》可能是李安此生最难的一部电影

文 |韩松落

李安筹拍《邓丽君传》的消息出现后，竟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原因并不奇怪，其一，这件事已经接洽许久，不意外；其二，李安应该是拍摄《邓丽君传》最合适的人选，也不意外。

邓丽君家人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一直有拍摄以邓丽君传记片的计划，邓丽君三哥邓长富曾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由李安来导演，并于2010年与李安接洽，但李安当时忙于拍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此事暂时搁置。

邓长富

2012年，又有传说，称李安已「口头答应」拍摄邓丽君传记片，如果一切顺利，这部电影将在2013年开拍，但随后又是五年时间的等待，直到2018年岁尾，这个消息似乎才真正有点眉目。

《邓丽君传》的筹拍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如此慎重，是因为，邓丽君早已成为神话，而且，是一个和我们同时代的神话，神话周围，有他家人的守卫，也有众多歌迷的审视，不能不慎之又慎。

邓丽君之所以成为神话，首先是因为，她为她所在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声音形象。

一个时代的形象，得汇聚各种形象方能成就，声音形象是其中之一。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下，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有力的审美。正是这种取向，培育出了一个邓丽君。

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3000多首宋佳中文、英文、日文歌曲，汇聚出了一个完美的声音形象，她那种干净的、甜润的、精心雕琢的、咬字和气息均体现着极大克制上空间可以实现所有拉力方面的材料测试（这种克制往往使人联想到人性上的克制）的声音，是对她所在时代的最好回应。

其次是因为，她是华人娱乐圈第一个「超越政治、超越性别、超越阶层的超级明星」，之后也很难说有别的人达到了这个高度。

战后的中国，娱乐业缓慢恢复，五十年到到七十年代的娱乐业，已经有了明星形象塑造的意识，但力度还有欠缺。华人歌星，更接近「伶」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星」，1960年代末，华人歌星开始由「伶」过渡成「星」，舞台越来越大，传媒也日渐发达，可以在歌者和听众或者观众之间，制造一个适当的距离。

邓丽君就在此时出现。

她先是矫正了台湾流行音乐中的风尘味和江湖气，在经历了日本娱乐圈洗礼之后，又在1976年前林淑娟后把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带到了香港，包括用日本二十人的大乐队担任伴奏，以及专属舞群，而在没有够格的表演场地的台湾，邓丽君则使用电视专辑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1975年4月，欧阳菲菲在香港的「利舞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邓丽君和罗文迅速跟进，他们在1976年先后登上「利舞台」。从此，艺人的演出场所，从秀场挪到了大型场馆，明星替代了「伶人」，「巨星时代」降临。

成为「星」的艺人如邓丽君，有了自觉意识，也有了充分的主动权，不再随波逐流，可何沛澄以带动一方文化潮流，比如从词曲、制作、演唱等方面，提升流行歌曲的格调，吸收欧美日本的流行音乐成就，扩大流行歌曲的听众范围。

第三，她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标准中国女性的形象，温润、明媚、柔韧，时髦得适度，幽默得恰到好处。更有意思的是，她恰好出现在大陆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前夜。

当1978年骤然而至，城市化大幕拉开，大陆却没有足够多的城市女性偶像与之相配。恰逢其时，邓丽君来了。

她的美，是城市女性的美。更重要的是，她与过去三十年影像中的女性完全不一样，之前的女性，是面向公共空间的、带着表演性的，她是收敛的、私人的、细腻的，处处带着克制，却处处散发女性特质。

从着装、仪态，到眼神，在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女明星照片上，她们常常会直视镜头，或娇羞，或热烈，而内地三十年影像中的女性，往往慷慨、大义地望向远方或者未来。

以及，在邓丽君的形象里，隐藏着一个中国梦。

她出身贫寒，在她童年时，父亲曾做大饼沿街叫卖，她和兄长在童年时之所以信奉天主，也只因为，教会常会定期发放白米、面粉以争取信徒。但她始终在为成为一个典雅女性而努力，始终在对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进行自觉沿袭、认真模仿。

这种努力效果显著，1998年，在成龙去好莱坞拍摄《尖峰时刻》前，曾出版过一本英文自传中，在这本自传里，成龙这样描写邓丽君：「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她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饰品……说实话，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

<乔库克p>女性可以成长，可以逐步成为一个理想女性，并因其人格价值、生活品味而得到肯定，这正是内地女性在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想也未曾想象过的。而邓丽君显示了这种可能性。

这几个形象汇合出的邓丽君，嵌入了整个时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无瑕对玻璃纤维进行高度精准布控疵，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期，愈发无法撼动。

所以，把邓丽君故事搬上银幕，难度很大，改编者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破解这个神话，解决「给出一个怎样的邓丽君」这样的重要问题。

改编者要在「真实的邓丽君」和「人们愿意看到的邓丽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考虑到邓家人掌控着邓丽君形象的维护，还要在「真实的邓丽君」、「人们愿意看到的邓丽君」和「邓家人愿意让人看到的邓丽君」之间，再找平衡。

目前可以看到的邓丽君传记，比较真实和客观的，是干立行的《一代歌后邓丽君》和铃木章代的《纯情歌姬》，以及日本宇畸真和自由作家渡边撰写出版的《邓丽君的真实》。

这三本书里的邓丽君，歌唱生涯辉煌，个人生活惨淡，八十年代后期，更是迅速走向凋零。在她人生的最后五年，她已经窘迫到无法承担一首单曲的录制费用了（她和金牛宫唱片公司的合约中规定，唱片制作费用由她承担，然后以版税形式返还）。她的遭遇很有共性，七八十年代的华人女明星，都有这样的人生走向。

但是我想，在邓家人的掌控，以及观众的期待共同作用下，我们可能很难看到这些飘零，这些掉落，这个从丰盈走向荒凉的过程。而这，正是李安所要争取的表达空间和表达尺度。

其次，邓丽君的歌唱生涯有三十多年，从眷村的小班子，台北的夜总会，到日本的大舞台，跨度很大，期间登场的人和事也很多，例如争取琼瑶电影主题曲演唱机会，两次赴日发展，假护照事件，间谍风波，在大陆引起轰动，和林青霞等人的友谊，和郭孔丞的失败婚约，等等，信息量很大，结构起来难度却因资本市场的延续低迷门生乐队而不能不暂时撤回了增发申请也特别大。巫一凡以爱情为主线，会遗漏这些信息，以歌唱生涯为主线，又不够吸引人。

不过，也正是如此，邓丽君的故事才格外诱人，以至于让李安都掂量再三，用十年时间去权衡思量。

作家平路曾在《中国时报》发表题胡启荣为《寻找邓丽君原貌》的文章，指出：

「如果她只是那般被动而温婉，应唱不出《空港》或者《我只在乎你》里的沧桑。只依弟弟说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爱‘国’是她人生的志业，其实难以解释她为什么一次次远走，为什么会选择异国恋人，选择异乡异地，东京、香港、巴黎，终于远到清迈……」

他认为，「众家媒体塑造的单一造型，除了反映我们社会愈趋保守的价值观」，充分还原她的人生，包括她所属的时代，至少也应该「还原给她完整的女性人生」。

当晋城然，也可以用在叙事上取巧的方法，拍摄一部角度独特、价值观均衡的邓丽君传记片，例如参考《情比姐妹深》，以两个女人的友谊为主线，来讲述人物生平和时代变迁。

或者像《12莲花》，用功能性很强的歌舞场景解决叙事上的麻烦。或者像《毕加索的奇异旅程》《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用奇幻、幽默的方式来讲述人物生平，这种方式也许可以把邓丽君生平里不够戏剧化，难以掌握分寸的部分化解掉。

《情比姐妹深》（1988）

《12莲花》（2008）

不过，只要是李安拍，我们就是放心的。

不管有多难，他一定有办法为她还原一个「完整的女性人生」，也还原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那个时代既传奇跌宕，又枯寒冷寂，既深情厚谊，又冷酷无情的一面。

其实每个时代，也都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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